但是，探访一个地方的教育体系，不能只看“掐尖”。就如同中国的教育，一定不可以只看清华北大。
就以这里为例，哈佛和MIT两家加起来，每年不过招收3000名本科生。真正决定千万普通孩子教育质量的，是教育水平的“中位数”。
东北大学，并不算一所知名度非常高的大学，也没什么中国人很熟悉的校友。2025年，它的QS世界上的排名396位。这与哈佛、MIT这样常年排名前五、名人遍天下的顶级名校相比，无疑有着不小的差距。
东北大学的一位教授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他在美国生活多年，为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所见所得。
他说：你知道吗？据他所知，东北大学4年就能准时毕业的本科生寥寥无几，大概只有10%左右。
学生们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无法毕业，而是都会申请半年到一年、甚至更久的实习。因此他们的毕业也会普遍延迟半年到一年。
因为，如今找工作，仅靠GPA4.0分（也就是满分），是不够的。东北大学的学生们经常开玩笑说，河对岸（也就是哈佛和MIT）满分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，遍地都是4.0。
比如，很多美国大学，都会将“诺奖数量”当成最自豪的指标。毕竟，获得诺贝尔奖，代表着全世界最顶级的学术能力。
而东北大学，到目前还没有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。只有一位教授：1993年获得生理或医学奖的理查德·罗伯茨，是在拿到诺奖后加入东北大学。
你看，在这一点上，你同样不可能和哈佛、MIT的超级大脑们内卷，那就是一条死路。
这位教授告诉我，整体来说，美国的大学都很鼓励教授创办企业，东北大学尤其是如此。
据他所知，有些方向的教授，可能有1/3以上的比例有自己的公司，而且很多拥有不止一个公司。
那学校会要求什么呢？当公司走上正轨后，学校通常会要求占据一定量的股份。一般在5%-20%左右。
当然，他说，这笔股份占的合情合理。因为学校还会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提供大量助力。
比如，提供一笔启动资金，比如，你能够正常的使用学校的实验设备，甚至，办公室都可以直接放置在学校里。除此以外还有申请专利的费用、提供专业的公司法律咨询等等。
从东北大学校友中，就这样诞生过许多成功的企业家。比如，美国著名的信息存储科技公司易安信（EMC）的创始人埃根和马林。再比如，推特联合创始人比兹·斯通。
而这些教授创办的企业，又会反过来从母校招生，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，就这样推动一个正向循环。
我在网上看到，在普林斯顿评论发布的最佳实习大学和最佳就业服务排名中，东北大学连续多年保持全美第1位。在2024年U.S. News校企合作/实习（Co-ops/Internships）排名中，东北大学同样位列美国第1位。
在东北大学的学校介绍中，自豪地写着这样一段话：东北大学的学生能够在获得学位之前获得丰富的工作经验，超过90%的本科生在大学生涯中至少完成了一次校企合作实习，有机会与全球超过3000家雇主合作。
我曾经看到过一条很有名的评论：中国的大学，都在疯狂往“综合性”的方向去走。而美国的大学，每家都在拼命挖掘自己的特色。
教育的本质，不是把所有人都培养成短跑选手，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。
其中，包括第一天文章里提到的那家户外手术器材公司SurgiBox，我还亲自试了试他们的产品。那天的文章下面，很多人都说，非常感动于他们拯救生命的事业，我也有同感。
还有一些机器人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。现在的机器人，模样真的是越来越奇怪，我都有点看不大懂了。
这些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，大多背靠波士顿大学城的浓厚学术资源。你可能会非常好奇一件事：那如果教授办企业办的风生水起，甚至超过了大学教授的本职工作，想全职创业，可不可以呢？
当然可以，这时，美国会有另一套成熟运行的制度，来接住这些希望脱产创业的人们：风险投资制度。
我们都知道，创业，是“99死1生”，失败是一般的情况。成功，反而需要不懈的努力和极致的运气。
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有一帮叫“投资人”的家伙。手持巨额资金，到处寻找有潜力的学者和年轻人。随便试，亏了算我的，赢了，你分我一杯羹就好。
我一直觉得，风险投资制度，是人类商业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它系统性地“买”走了创业者倾家荡产的风险，让创业者可以心无旁骛地为创新而奋斗。
风险投资，中国其实也有。但近些年中国的风险投资界，有时能见到一些“畸形条款”。比如臭名昭著的“对赌条款”。
什么是对赌条款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创业者和投资人签订的不是“投资协议”，而更像是一场“赌局”。在固定的时间，约定一个业绩目标。若公司未达到预期，创业者可能要连本带息偿还本金。
关于中国的对赌条款，协议，我此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，放在文末的“推荐阅读”里，欢迎你去看看。
而美国的风险投资，几乎都没有对赌协议。只要是正常经营失败了，投资人都会认赔。当然，除非是创业者有品德问题，比如把投资人的钱拿去马尔代夫度假、买大别墅。
甚至，只要风险投资认定了你是一个靠谱的投资人，下次创业他还会投资你，让你从头来过。这不是一场百米冲刺，而是一场允许你跌倒一万次的马拉松。
但和天才爽文不同的是，他前两次创业都头破血流，直到第三次才修成正果，这就是Uber。
我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创业者，他们有一种毫无顾虑、甚至是“没心没肺”般的自信感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很清楚，大部分事情，最终无法商业成功。但是有啥关系？即便失败，也没有后顾之忧。反正人生还长，从头再来就是了。
它更像是生物进化中的“突变”——你永远无法预知结果的好坏。有可能往好的方向突变，带来优势特征。也可能往坏的方向突变，引发疾病。
然而，我们的社会常常对创新抱有一种扭曲的期待，希望它必须带来积极的结果。这种期待反而成为了创新的桎梏。
如果我们只接受“好的创新”，排斥“坏的创新”，那么面对不确定性，谁还敢去尝试和探索？这种思维方法不仅扼杀了所谓“坏的创新”，也间接扼杀了潜在的“好的创新”。
创新需要一个更包容的环境。就像风险投资的理念一样，我们应该用统计学的眼光来看待创新：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风险，允许各种可能性的存在。
多元化、包容、容忍失败、接纳不确定性。这一些因素，才能营造出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、蓬勃向上的创新环境。
为什么得出了这个公式？这是我在参观Mass Robotics，一家具有公益性质的机器人勇于探索商业模式的公司孵化器时，得到的感悟。
它的基础能力已经趋近完美。你拿100年前的产业工人与他相比，100个熟练工人，可能还赶不上一个机械臂。
但是，你说它有没问题？当然有，比如说，只能按照事先协定好的程序运作，没法“随机应变”。
但是，当AI时代到来后，视觉识别技术快速兴起，这就是“突破性新兴技术”。
这时，如果你再有一项“特定领域的独家技术”，就能抓住时代大势，乘风起飞。对于这位创业者来说，他的“独家技术”，就是太阳能面板的抓取技术。
我们这些外行人真的很难想象，在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时，如何搬运、安装这些太阳能面板，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难题。
要知道，太阳能面板和普通玻璃可不一样，质地脆弱、价格昂贵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
而这位创业者，利用自己的学术能力，仔细研究了太阳能面板接触面上的材料，开发出了一套太阳能面板的抓取方案，确保面板放置稳固、不会掉落、不会损坏。
就这样，成熟的工业机械手臂技术，加上突破性的视觉识别技术，再加上他独家的太阳能面板抓取技术。他研发出的太阳能面板搬运机器人，广受欢迎。
他们说，这种机器人目前只租不卖，每月租金16000美元。看上去很贵，但和为客户解决的问题相比，依旧物超所值。
成熟技术，提供了可靠的基础，降低了研发风险；新兴技术，带来突破性的功能扩展，开启新的应用场景；而专有技术，则确保了产品在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。
创新，不必从零开始。不是发明未来，而是把现在的碎片，拼出明天的图景。正是这种结合，让创新既有坚实基础，又富有想象空间，还能保持独特性。
在分享会上，我还看见了一位年轻创业者，他长着东亚面孔，但不会说汉语，我猜他大概率是出生在美国的华裔。而他所做的事情，真是让人赞叹他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。
想想看，我们去海边度个假，都要大包小包带个没完，那可是去火星，为何需要空手去？
他说，如果我们想在火星建立宜居基地，而所用的瓶瓶罐罐都从地球带去，那耗费的成本可不是“天价”了，而是“星际天价”。这会让移居成本成倍增高，以至于到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地步。
那怎么办？思路也很简单：为何需要大包小包搬去？找到一种方法，在火星上现场造不就行了？
听起来真的是天方夜谭，但他却有自己的一套想法：首先，火星上太阳能管够。然后呢，只要拥有两样东西：磁铁和铜，就能造出最基础的电动机。有了电动机、有了动力，剩下还有什么是不能造的？
为了证明这种思路的可行性，他打算制造一个极为简易的、由磁铁构成的小机器人。这个小机器人仅靠磁铁和线圈就能活动，还可以行走。这虽然只是一个遥远的开始，但至少展现了可行性。
尽管我们都清楚，他还在起步阶段，这条路很难、很多问题。甚至我们大家可以断言，失败的可能性巨大，但那又有什么关系？
面对年轻人的疯狂主意，不要习惯性说“这哥们是不是疯了？”，而是多说说“有点意思，要不你去试试？”。
除了创业想法，另一个我无比关心的话题，是近些年中美对抗的大背景下，在美国生活的老师和学生们，究竟过的怎么样？
在交流中，一位女学生就向我提到，她很多从事AI研究的同学，在往返中美两国时，经常受到美国海关的“特殊关照”。
什么特殊关照？把你叫进“小黑屋”，仔细检查你的签证、相关证明、询问你的工作、学习情况。甚至，他们会仔细阅读你发表的论文。
其实，这些动作就一个核心目的：他们想知道这些论文中是否包含一些关键技术，是否会对美国构成威胁。
很多在美华人都告诉我，如今，美国正在想尽一切办法，确保自己在AI领域的绝对一马当先的优势。有些人把这称为“曼哈顿计划2.0”。
曼哈顿计划，是二战期间美国主导的一项绝密计划。当时德国和美国都在研发，倘若德国率先研制成功，世界历史都可能被改写。
最终，由奥本海默领头的一系列顶级科学家，成功完成了曼哈顿计划，让美国成为全世界最早研制出的国家。
在讨论会上，还有一位女孩子对我说，她打算在艺术领域展开研究，借助AI解决艺术问题。
恰好，那天晚餐，我有幸与波士顿美术馆的副馆长一同用餐，他也是位华人，1998年就来到美国。作为艺术领域资深从业者，他说，其实，在国际大势下，艺术领域也很难幸免。
比如，中美在艺术领域，原本有诸多交流。每年，波士顿美术馆都会和世界各地的知名美术馆，展开各种展品交流活动，当然，也包括中国。
但是，当中国的藏品到美国展览，或是美国的藏品到中国展览时，会遇到一些我们外行人很难来想象的状况。
但他却告诉我，其实是有的，而且还不低。中国艺术品运到美国，美国会无条件对其增加20%多的关税。也就是说，估值1亿美元的藏品，要交2000万美元。
但美国海关会说：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要运过来卖掉的？你先把关税交了当押金，等藏品还回去时，再把钱退给你好了。
而很多美术馆，都是“高资产、低现金流”。虽然拥有价值连城的艺术品，却只有少数的现金交税。这就会阻碍很多艺术品的跨国交流。
这几年，全世界仿佛掀起了一阵“逆全球化”浪潮，很多人都对国际贸易的前景充满了担忧，甚至担心中美是否会彻底脱钩。
但这趟下来，很多熟悉中美的学者都告诉我，中美在各个产业链上的依存度实在太高，无法脱钩。
中美关系就像一对连体婴儿，看似彼此制约，实则命运相连。分离手术虽然可能，但风险和代价都高得惊人。
比如，一位美国大学里的华人教授就告诉我，他说他几乎所有的实验仪器，都是中国制造。中国之外，几乎找不到替代。
原因很简单，美国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盖帝国大厦的那个时代了。如今美国的产业链更偏重基础科研、偏重教育，但制造业早已外移。许多在美国生产的机械，要么成本过高、要么质量波动太大。
中美两国，一个是制造业的巨人，一个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先锋，像两条巨龙盘旋在同一片天空之下。彼此竞争，却又难以分离。时而对抗，却又不得不合作。
很多人说，坦白来讲，并不是特别容易，尤其是当你克服了最基础的语言关，需要深度融入的时候。
即便你的英语再好，当你和一些美国人坐在一起，他们突然聊起二十几年前的某个棒球明星，然后哄堂大笑，可你却像个傻子一样，完全不明白他们在聊什么，主要是因为你和他们没相同的成长经历，没有共同的记忆。
打个比方，大概就像是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，中文流利的老外。宴会上有人说一句“宫廷玉液酒”，所有人都能接上下一句，他却一头雾水。有人被冤枉了，用“他吃了2碗粉，只给了1碗的钱”来明志，他却不知道你们在说啥。
没有共同记忆太可怕了，这样一来大家只能聊些很肤浅的内容。今天天气如何、吃了什么，how are you，fine，thank you ，and you？
但这些或明或暗的困难，却没有阻碍这些探索者的脚步。他们依旧远渡重洋，用他们的坚韧和智慧，搭建起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。
波士顿的故事，快要结束了，明天上午，还有最后半天，我将对波士顿之行做一个总结。